历史背景与时间节点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迅速发展，但部队成分复杂，既有农民、工人，也有起义的旧军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逐渐滋生，导致军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甚至出现了关于红军性质、任务的争论。此前，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却因认识不统一未能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朱德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围绕红军建设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最终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事件概述与核心内容

古田会议聚焦“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核心问题，通过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解决了党内军内的思想分歧。会议明确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军事领导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在思想建设上，会议强调要纠正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在作风纪律上，规定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将军队功能从单纯军事斗争拓展到服务革命全局。

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古田会议的核心精神：以思想建党引领政治建军，用纪律约束规范军队行为，靠群众路线夯实革命根基，使红军真正成为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领导人论述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并起草了会议决议。他在报告中深刻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段话直指军内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强调了思想建党的紧迫性（出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针对红军与党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一论述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红军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出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重要文件

古田会议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起草，共分8个部分，核心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8种错误思想，分析了每种思想的来源，并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方法，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出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决议还对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如“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这些规定使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制度遵循。

道德意义

古田会议为人民军队乃至整个党，留下了深刻的道德记忆印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仅是军事纪律，更内化为一种政治道德——它让革命者记住，军队的使命永远与党的理想、人民的利益相连，绝不能沦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工具，这种记忆成为军队保持性质不变的精神锚点。

会议所强调的“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构建了党内思想净化的道德传统。那种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勇气，那种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团结的智慧，成为此后党内教育的范本。每当党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时，古田会议的这种自我革新精神便会被唤醒，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道德动力。

而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定位，更塑造了“服务群众”的道德基因。从当年红军帮群众挑水、种地，到如今军队参与抢险救灾、脱贫攻坚，这种“军民鱼水情”的记忆从未褪色。古田会议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如同一条隐形的道德纽带，将不同时代的革命实践串联起来，让“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信念始终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